曹文轩在他的长篇新作《红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的“后记”中几次提到“悲悯”。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以为“悲悯”这不仅是理解曹文轩小说主题的关键词，也是理解中外文学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作品的关键词。
那么什么是悲悯？悲悯的情怀必须具备三个要素：首先是对于人性的一种深刻认识，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洞察；其次是对于人性的弱点与局限性的深刻洞察，最后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于人类的悲剧性命运的同情的理解与理解的同情。
任何对于人性的简单化的理解都不可能产生悲悯，而只会导致对于人的简单化处理，包括认识论意义上的简单化处理以及伦理学意义上的简单化处理：把人分成天师与魔鬼，好人与坏人。在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基础上必然产生简单化的道德评价——好人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坏人天诛地灭，遗臭万年。这种二元对立的论式只能要么产生颂歌，要么产生诅咒，惟独产生不了悲悯。在这个意义上，悲悯与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道德判断不能共存。同时悲悯本质上是对于人性的弱点以及人生的悲剧性的同情的理解与理解的同情。悲悯不可能是指向人性中的优点（伟大、崇高、自信、自律等等），优点不需要悲悯。悲悯首先是为人类而悲，其次是为人类而悯。由于认识到人性的弱点以及人生的悲剧性，所以才有悲；而只有对此弱点与悲剧性有深切的同情，才会悯（悯即同情）。
小说《红瓦》的悲悯情怀就是表现在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认识以及对于人性弱点、局限性的同情的理解之上。比如它从来不把小说中的人物简单化，不是简单地把人物分成好人坏人，然后做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极力挖掘出好中的坏和坏中的好，白底下的黑和黑底下的白（记得鲁迅在评陀斯妥耶夫思基《白痴》中纳斯塔西耶时说过这样的意思）。比如小说中对于梅子、秦启昌、施乔纨等人的人性复杂性都有十分深刻的表现。这些人表面看来似乎都是淫妇或淫夫，道德败坏。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是十分可怜的，他们是自己的情欲的奴隶。他们（特别如梅子与施乔纨）并不想有意识地害人或伤害别人，他们的悲剧只是无法抵制自己的情欲。这可以说正是人的无力与软弱的表现。作者在表现这些人的时候没有作任何简单化的道德宣判。
与同情的理解相关的是作者的自我定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不可能似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官。同情本身就需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也就是放弃自己高高在上的精英的批判立场，认识到他人的弱点同时也就是我的弱点，他人的悲剧就是我的悲剧，因为大家都是人。这就是我理解的谦卑（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一定也是谦卑的人）。高高在上的审判官当然是不会有悲悯的，他们有的只是优越感，是仇恨、鄙视，仿佛人性的弱点都与我无关，我就是神，人类的悲剧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关于悲悯的主题还使我联想起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在这个讨论中，许多人呼唤宗教精神。然则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什么？是憎恨还是悲悯？宗教的博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它如何看待人性的弱点或人的错误？基督教为什么反复地说要原谅人类的错误？要宽容？人类如果没有弱点、不犯错误，还要宽容干什么？我认为真正的宗教精神首先就体现在它如何看待人的失足、人性的弱点。只有对于人性的弱点与人类的渺小持有深刻的同情与悲悯，才是真正的宗教情怀。我甚至认为：真假宗教精神的分水岭就是它如何对待人类的弱点。比如，对于一个罪人，真正的宗教徒情怀表现为悲悯与拯救（所谓“迷途的羔羊”，这个称呼具有多么令人震撼的人道主义力量，它的核心正是悲悯），只有邪教徒才会置之死地而后快。遗憾的是，有些提倡宗教情怀的人却缺少这种悲悯情怀，因而也就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他们以道德审判官自居，对于普通的大众（所谓“俗人”）充满鄙视，动辄斥责他们没有精神没有理想，是物质的奴隶，欲望的俘虏。不可否定，俗人是很难抵制物质的力量与欲望的诱惑的，只有极少数超凡的圣人才能做到富贵于我如浮云，金钱于我如粪土。然而在我看来这正是他（她）们的可怜之处而不是可恨之处。相比之下，我觉得《红瓦》是有人文精神的，是充满宗教情怀的。作者从来不以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或道德审判官自居，从来不作简单化的道德判断。它的温暖人心的力量、抚慰人的力量、人道主义的力量就是来自这里。
